中國四大美女到底美在哪里

時間：2025-02-23 04:03 作者：修身堂

楊貴妃

楊貴妃的故事比其他幾位美人顯得更加蕩氣回腸。按照“紅顏禍水”的慣性思想，人們更樂意認為是唐玄宗對楊貴妃的沉溺導致了“安史之亂”和大唐中衰。其實，造成“安史之亂”的，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從隋代中期開始，“兵農合一”的府兵制逐漸瓦解，對兵源的需要使得唐王朝開始實行“募兵制”，即招募臨時雇傭軍以充兵源。募兵制的好處是暫時保證了兵源，但壞處是無法保證軍人的忠誠。如果說“兵農合一”的府兵制中，亦兵亦農的身份使得士兵守土有責，寸土必爭，那么募兵制中的兵丁僅僅是為了糊口，一旦有更大的利益，便飽即揚去，有奶即娘。而安祿山、史思明恰恰就是憑借募兵制混入大唐軍隊中的粟特族流氓，因為有了對契丹、奚族的軍功而步步高升。作為邊陲藩鎮的安祿山、史思明，在做大做強之后，唐王朝赍盜以糧的蠻族雇傭兵便成了叛亂的主要力量。總之，安史之亂不是楊貴妃造成的，甚至不是玄宗造成的，而是募兵制的不完善造成的。

安史之亂爆發后，唐玄宗倉皇出逃，在逃至馬嵬驛時，禁軍主管陳玄禮及其手下士兵嘩變，以楊氏兄妹誤國為名，要求玄宗誅殺楊國忠并賜死楊貴妃。一代美人，最終在眾意的壓迫下香消玉殞。歷史學者黃永年認為，導演了馬嵬兵變的幕后主使乃是宦官高力士。高力士因與楊國忠歷來不合，故借此機會除去楊國忠，順便殺死楊貴妃，而禁軍主管陳玄禮只是高力士拉攏和控制的勢力。也就是說，要求處死楊國忠和楊貴妃的呼聲，僅僅是政治傾軋中的噪音，不具備多少民意基礎。相反，在生死之際，楊貴妃為君王擺脫困局而慷慨赴死，反而體現了顧全大局的胸襟。

貂蟬

中國古代四大美人中，貂蟬是唯一一位無史料記載僅存在于小說戲劇中的人物。熟悉《三國演義》的朋友都知道，貂蟬最后的露面只在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門樓呂布殞命》中，呂布敗亡之前，貂蟬勸誡呂布“將軍與妾作主，勿輕身自出”。此后便如“貂蟬已隨清風去”一般，再無下落。但民間卻有不少傳說，繼續那一套“紅顏禍水”的演義。比如昆曲《關公月下斬貂嬋》中，呂布在白門樓被斬后，妻子貂蟬被張飛轉送給關羽，但關羽拒絕接受這位被玷污過的女子，并害怕禍水降臨到身上，于是夜里傳喚貂蟬入帳，拔劍斬貂蟬于燈下。應該說，關羽在歷史上的偉大形象，完全被這個故事“黑”了。他既然懼怕禍水，自己不染指便好，又何必向一個弱女子揮劍？而且關羽忘記了貂蟬的獻身和犧牲，忘記了貂蟬在誅殺董卓行動中的偉大貢獻，只盯住了紅顏一點便大開殺戒，未免太冷酷了。

當然，民間對貂蟬的理解之同情也給予了貂蟬另外的結局，例如明代戲曲《關公與貂蟬》中，貂蟬向關羽陳訴內心的屈辱，并講述了自己在王允的美人計中為漢室鋤奸的經歷，終于贏得了關羽的愛慕與景仰。但是關羽最終仍不為所動，貂蟬也只好以自刎來證明自身的高潔。這些都是悲劇性的結局，當然也有善終的，比如在一些戲曲中，貂蟬最終守節未嫁，終老山村，被后人追祀，或者出家為尼，壽終正寢。或許在那個時代，貂蟬這樣的有政治擔當卻又為此“失節”的女性，最好的歸宿僅僅身后之名而已吧。

西施

西施的故事最早見于東漢的野史《越絕書》。西施在滅吳后追隨越國的謀士范蠡隱居于五湖煙水之中，陶然忘世。據說后來范蠡還成為了富商，西施自然也成了老板娘。這是大團圓的結局。但古人似乎更欣賞“美的毀滅”這一模式。早在《墨子》一書中，便記載了西施被沉江的命運。

《墨子•親士》篇說“西施之沉，其美也。”西施之所以被沉江，是因為她的美。為什么因為美而沉江呢？墨子沒有說。或許是因為被嫉妒，或許是因為被侮辱，但世間美好事物的命運，或許大抵如此。至于西施是如何沉江的，《吳越春秋》則給了更為詳細的記錄：“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而終。”也就是說，西施是被越國人放入盛酒的皮囊中沉入江底的，約等于蠻俗中的“浸豬籠”。至于越人為什么這樣對待自己的功臣，《吳越春秋》也沒有明說。當然，我們都知道越王勾踐是一個“鳥盡弓藏”的狠角色。他既然能命令功臣文種自裁，對一個弱女子又有什么下不了手的呢？當然，也有可能沉西施的只是越國人民，越國人民害怕越國重蹈“紅顏禍水”的覆轍，于是狠下心來，玉石俱焚。

西施的結局，都說明了古人對“紅顏禍水”的恐懼。其實對美的恐懼，某種程度上也是對非凡和優秀的恐懼。西施除了貌美，其銳身赴難的高貴人格，為國捐“貞”的英雄精神，以及無所畏懼的仁者之勇，或許也是世人無法容納的一個原因吧。

王昭君

《后漢書•南匈奴傳》中記錄說，呼韓邪單于來漢朝覲見，漢元帝命宮中候補宮女陪伴。呼韓邪單于看上了昭君，昭君“顧影徘徊，悚動左右”，漢元帝這才發現宮中有這么一位大美人自己卻沒有發現，但既然被友鄰看上，便只能順水人情，吃啞巴虧。其間根本沒有毛延壽什么事。后來呼韓邪單于去世，新單于即位。新單于要按照匈奴習俗娶母親昭君為妻，昭君無法忍受，寫信給漢朝要求歸漢，但漢成帝卻不恤昭君的屈辱，要求昭君繼續留在匈奴，做新單于的妃子。昭君只好順從，委身于親生兒子。

東漢文學家蔡邕的《琴操》一書則給出了一個悲劇性的版本：昭君入匈奴后，并不受呼韓邪單于的寵愛，昭君只能滿腔悲憤訴諸琵琶，“分明怨恨曲中論”。呼韓邪單于死后，昭君的親生兒子做了新單于。新單于要娶母親昭君為妻，昭君無法接受這一亂倫之舉，于是飲藥自殺。應該說，《琴操》里的記錄更符合國人對于昭君的期待和想象。當然，這也說明了政治斗爭的無情、傳統女性的悲慘。

昭君在匈奴是否快樂，這在后世文人當中也是個聚訟紛紜的問題。比如在王安石看來，漢朝辜負了昭君，所以昭君離開漢朝，投入異鄉，就一定能獲得“深恩”和“相知”(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貴在相知心)。這是一種很奇特的邏輯，王安石僅僅將昭君出塞視作一己境遇之“改善”，對昭君挺身而出，擔荷國難的高風亮節視而不見。如果說昭君出塞之際也有一絲慰藉，那就是以一己微弱之力，換得了胡漢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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