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照“人肉”咸豬手者究竟行不行？

時間：2024-10-24 01:33 作者：修身堂

近日，武昌市民田小姐乘坐地鐵上班途中，感覺遭遇到身后一男子非禮。氣憤之下，她拍下該男子照片，發微博呼吁轉發“人肉”此猥瑣男。并且其在微博上使用了“求人肉！地鐵色魔，斯斯文文，拿個小包作掩護”的用詞。

從法律的角度看，田小姐的拍攝行為發生在地鐵這樣的公共場合，照片只是對地鐵中一部分實際狀況的客觀描述，似乎并不符合侵犯公民隱私權的法律規定；且其微博中表現該男子的肖像時也沒有營利等經濟目的，因此亦不構成侵犯他人肖像權。然而，田小姐在基于照片內容對被拍者進行“人肉搜索”時，在沒有充足證據確認的情況下，將他人的部分信息公布在網上，甚至界定對方為“色魔”、“猥瑣男”，這就可能涉嫌侵犯他人名譽權了。

其實，對于“人肉搜索”是否合法的問題早就有過討論，支持者和反對者都不在少數。僅從社會效果看，“人肉搜索”有一定的圖像或視頻證據，有時能夠揭露一些不道德或者貪腐等違法犯罪行為，發揮社會群眾監督作用，有時還會使潛在的違法犯罪人產生畏懼心理，及時收手，不敢或者停止違法犯罪活動。對于偵查機關而言，這樣的證據有益于他們搜尋違法犯罪人的確切身份。但也有反對者認為，在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隨時面臨泄露的風險，“人肉搜索”更是讓公民隱私無處隱藏，可能會出現被濫用的情形。因此，必須用法律將這類行為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圍內，既發揮其有效監督作用，又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

我國法律在“人肉搜索”方面并非沒有規定。在民法上，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發布《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該司法解釋中明確寫出了在網絡上公開個人信息可以免責的幾類情形，包括經自然人書面同意且在約定范圍內公開、為促進社會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圍內等。很明顯，這里的“為促進社會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圍內”的規定符合“兩害相比取其小”的趨利避害原則。

在刑法層面，2009年我國《刑法修正案(七)》補充規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以及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兩個新罪名。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將上述兩個罪名整合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擴大了犯罪主體和侵犯個人信息行為的范圍。2017年6月1日起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行為人未經權利人同意即將其身份、照片、姓名、生活細節等個人信息公布于眾，實際是向不特定多數人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有可能要追究刑事責任。當然，將“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認定為犯罪還有其他主客觀要件需要考慮，包括違反國家規定提供信息的動機目的、提供信息的數量大小、對被提供人的影響等。本案中的田小姐是為了尋找教訓“性騷擾”她的人而拍照“人肉”此人，這與犯罪行為還是相距甚遠的。

不過，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被拍照男子并不認為自己是性騷擾者，而將田小姐告上法庭，田小姐很可能拿不出其他有利證據，只有這張照片顯然不能夠證明其在網上對該男子的定性，她在法律上敗訴的可能性較大。所以，這樣的案例當事人對自己所作所為“內心確信”的意義更大。即如果該男子真的實施了性騷擾行為，經過這樣的“人肉”與訴訟，恐怕以后必將吸取教訓，不敢再冒犯了；對于田小姐這樣認為自己被性騷擾者而言，就當是輸了官司，卻教訓斥責了那些潛藏在公共場所的性騷擾者，具有重要的威懾教育價值。果真如此，這可以說也是一堂生動的法制教育課。此時訴訟的意義不在輸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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